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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

　　有媒体朋友邀请谈谈美术界江郎才尽的问题。这还真是美术界一个普遍的问题，恐怕得涉及相当比例的艺术家。
　　江郎谓江淹，南朝时刘宋朝的大才子。六岁能诗，十八岁已熟背“五经”，所作《恨赋》《别赋》，才华横溢，为文学史上之千古奇文。以后江淹官运亨通，历仕南朝宋、齐、梁三朝，直至封侯。江淹年轻时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以后怎么就写不出了呢？有传说说郭璞投梦，是把自己的笔借给江淹，后来请他还笔。江把笔一还，就再写不出东西了。其实，艺术所以为艺术，是因为艺术家对现实有独特而有价值的体验，这才是艺术的根基，这又要求艺术家有全面的修养，有敏锐的感悟力。江淹的问题在于当官，三朝都当得过去，还封了侯，这不蛮拼么？哪还有闲心再写文章？不过，当年江淹当官封侯超级风光的诱惑几人扛得住？今人不也一样？上帝公平，风光得太狠，文学史上就只该落下“江郎才尽”的故事。文学艺术得要精神体验，日子过得不好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天天忧国忧民忧自己，精神生活丰富，表现欲也强，故历史上有“忧愤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说。你看李白、杜甫、曹雪芹、徐渭、八大山人，哪个“幸”？但是真叫人以不幸去换当艺术家之幸，肯定也没人愿意，还是封侯的好。今人不也一模一样？清初的石涛去京城拉关系想当官也没成，只好回江南当画家。假设石涛真的在京城弄了个官做，正史上不会有石涛这种小官，美术史上也不会有石涛。本来也有人叫齐白石或者进宫为慈禧“代笔”，或者去江西“捐”个县官（即今天的“买官”）做，但齐白石只想当画家，一律谢绝，否则我们今天决不会知道齐白石。
　　讨论画家何以年轻时出成就，以后就再出不了精品，首先当是感悟力丧失。年轻人生气勃勃，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玄想和思考。艺术最感人的是精神，只要内涵精彩，技艺差点问题都不大。陈丹青画《西藏组画》时还在当学生，技艺也好不到哪去。但画中那种深沉那种强悍那种历史意蕴文化意蕴乃至宗教意蕴，有着打动人心的震撼力量。艺术所以为艺术之根本也就在这里。后来陈丹青去了美国，天天去大都会博物馆朝拜临画，想学人家的技术，愈临愈绝望。人家发展了一两千年的写实技艺几百年的油画技艺，你想速成，不绝望怎么办？绝望于西方技艺的陈丹青回国时用油画画了一批两弹一星的功臣。当我和一批美术界同行应邀去清华参加校庆活动时，看到陈丹青这件老实巴交像大四毕业生的油画毕业作品时，一行人中没人敢相信这是陈丹青画的。此事让我马上想到“邯郸学步”的故事！当一个人丢掉了艺术的激情而致力于技艺，于技艺又绝望时，艺术家自然不能再当了。今天的陈丹青改行写杂文做媒体人，仍然很红火。拿陈丹青做“江郎才尽”的例子显然不太对，他仍然有才，只是才情转移。
　　年轻人敏锐，感受丰富，表达欲强，所以年轻时出佳作出代表作都正常。年龄越大越成熟越老练也越容易迟钝。人都没感觉了，还搞什么艺术呢？所以也属正常。这种人当艺术家，当都当了，就稳稳当当不痛不痒地画下去吧，这属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要一辈子都有敏锐的感觉、创作的激情，那只是艺术家中极少数天才。西方有毕加索，中国有齐白石、张大千。齐白石97岁画的那《风中牡丹》，还如飞如动热烈燃烧一般，呈现出老人活力四射的生命力。你看张大千83岁重病缠身都即将去世了，还兴师动众将其台北摩耶精舍的画室拆了与隔壁房间打通，以便画其超大的画，画长10.8米、宽1.8米的《庐山图》。该画为大泼彩，豪放泼墨泼彩中，又不失局部之精微，堪称其一生最伟大的杰作之一。画未完成，而人已去！找遍全世界，画家中谁留下此等绝笔！这就是天才！当然，天才就是天才，讨论天才没有意义。
　　要在中国讨论艺术家“江郎才尽”问题很复杂。正常情况就是艺术家敏感度失落。但在今天中国的艺坛，此种问题原因很复杂。一是政治的变化。中国艺术家出名，政治因素很重要。家喻户晓的《父亲》算是名作了吧？但你真要懂行且看过原作（对此画的评定必须看原作），你会很纳闷，这幅才气平庸的油画是怎么成的名？此画几无颜色，又平抹而成，只知一味放大照片，无半点油画语言的特色，超级写实的样式又是美国人的，故该画对油画艺术本身无任何贡献，纯粹因社会反思“文革”而被媒体炒作成功的。如你知道此画原名叫“粒粒皆辛苦”，后经高人指点，被别人两易其名才成《父亲》，你肯定会更惊诧且羡慕于作者的运气了。如根本就没“父亲”这个题目，要炒作都没辙。所以《父亲》的作者算运气太好。此后，你还想得起作者有别的代表作吗？运气只有那一次，以后就只好“啃老”到底了。这位不该画油画的画家成了油画界的名家，此种戏剧性与“江郎才尽”论题无关系，此郎本就有运而无才。
　　中国艺术与政治关系密切。但政治易于变化。如《毛主席去安源》，画家根本就不是学油画的，画此画为革命做宣传根本就没想出名。不期然撞上机会了，也弄了个家喻户晓，想不出名都不行。与《父亲》一样撞着运气了。但运气就是运气，不可能多，于是作者一辈子也只有这幅画大家知道。这与“江郎才尽”又无关系。还有一类人与西方政治有关系。他们处心积虑去揣摩西方的需要，画了一批西方政治需要的东西。西方人花高价买，也弄出些名气来。卖它几千万高价的画当然就是代表作了。但好运不长，炒作这些东西的尤伦斯、希克们面对全面崛起的中国，知道不可能长期忽悠，见好就收，走人了，弄得此类人如丧考妣。此种类型当属投机型，也有才，但与江淹之“才”类型不一样。中国艺术家中更多的有才的人是受政治的干扰而丢了才。例如画界公认傅抱石的画是20世纪40年代的最好。50年代尽管天天画写生，但不如40年代的写生好。但傅公才气太逼人，损失一点问题不太大。沈从文小说写得那么好，50年代后怕惹麻烦干脆弃文从史，改行研究服装史，成了我们的同行。当然这也不算“才尽”，与陈丹青一样，算是才情转移。
　　真正与“江郎才尽”有关的话题，倒是一批真正有才的人把“才”给弄丢了的。
　　除了上述敏感度创造性失落的人该当“才尽”外，有一类人是忘了“初心”！有才与否，为艺有定性很重要，此种才子必须自信乃至极端自信。现在的画坛，一会儿一股风，弄得艺术家无所适从。本来艺术表达自我有价值的体验，真有才气的艺术家是会执着于自我的。甚至，有无定性和自信，本身就是有无才气的重要标志之一。例如当代中国油画在全世界写实这领域无疑已占有领军的地位，国内也有很好的写实的新传统。当然此写实并非临摹照片般写实，是有造型上色彩上结构上运笔上诸般语言特色之写实。但有人一看，西方现代已在抽象，“当代艺术”又根本不画，于是怀疑写实的价值，其他本事又不够，于是不得不销声匿迹。反倒是国内一些坚持写实的油画家越走越火。国内画大型主题性题材的人本来不少，但大家又觉得现在还在讲故事太老土，也改弦更张去画更时髦的，却不知这么大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连画历史主题题材的大家都难找！反倒是少数坚持此种本事的画家在这十来年的主题性创作中走红。国画界也是如此。一些原本画主题性水墨人物极好的画家，笔墨纸水人物主题均极好的画家，或笔墨功夫极好的山水画家，突然把以前很不错的画风丢了，去追抽象简笔，扬短舍长……这叫自毁功夫。另一类人有些才气，画卖得不错，于是固定类型，一辈子不变风格以树品牌，此类人不像艺术家更像商人。就凭这点，其才气就得大打折扣。还有一类是太把西方的形式美或中国的笔墨当回事，记住了“中得心源”，却忘了“外师造化”。不管这“造化”是上帝造还是“道”之生，反正比人类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吴冠中60年代写生时其油画才气逼人之至，晚年出不去了，天天在家把文字当画画，那就惨淡了！李可染写生为中国画坛之一绝，晚年走不出家门，再画也走不出套路。两位老先生因年龄体力之故而衰，不该算“才尽”。吴老至终还思想敏捷活跃，其“思想火花”时常烧得年轻人生气，亦属才情转移。但许多中青年画家非要与上帝和天道比深刻，惹得上帝发笑，就属自不量力。此为另类“自毁功夫”。此类人在画家中比例就大了。
　　“江郎才尽”中之江郎才所以尽，是因为当官封侯。“学而优则仕”，但当官是中国摧残学人最好的手段。在与美术有关的官员中，不少人是因为画得好名声大而当的官。画家当了官，好处很多，最大的好处是名声画价立马往上涨，坏处是水平慢慢往下跌。原因很简单，画家官员有能力没时间。即使你挤时间画画，哪有人家成天在画画在游历在写生在研究的画家强。久而久之，最好的则保住了原来的水平还能慢慢往上涨，但此类人罕见；一般的能保住以前的水平就不错了；差的当然就一味地往下跌了。而且跌下去还不易察觉：谁愿当着官员的面揭他的短呢？官员听到的永远是赞扬。当然，也不能说画家当了官就只能画坏。阎立本当宰相，赵孟瞓官居一品，宋徽宗还是皇帝呢！都画得好。但宋徽宗当好画家的代价是当差皇帝。这位不务正业的优秀艺术家把国家和身家性命全赔了上去！早知道，还不如专心专意当画家强！
　　虽说江淹文学史上落了个“江郎才尽”的故事，但江淹的故事流传也有1500年了，江淹确实曾极有才。我突发奇想，1500年后的美术史，会记下今天的哪些画家呢？今天美术界的人历史感都很强，敲锣打鼓都想进美术史。但美术史全是“过去时”不是“现在时”，它才不管你“现在”有多红和怎么红！美术史只记录那些在历史的承前启后中具不可或缺的链条式作用的人物，想加入历史链条可不是今天那种图热闹追时髦争地位就能办到的。